2018-04-26 

罗隆基猝死

1965年12月7日。

经过秋风扫荡落叶之后，当朔风在北京街头劲吹，只能摇曳着光秃秃的树枝。虽然已是早上8点钟了，天昏地暗，不见太阳的影子。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似乎还刚从睡梦中醒来，商店店门紧闭，行人稀稀疏疏。

一个60来岁的姓王的老护士，穿着一件风雪大衣，头颈缩在长长的围巾之中。她不紧不慢地穿过王府井大街，来到东安市场旁边一条名叫“迺兹府”的街道，推开一扇红漆大门，那大门上方钉着“迺兹府12号”字样的门牌。迺兹府，过去叫“奶子府”，在北京话里“奶子”就是奶妈的意思。

迺兹府12号是一座四合院，分为前院、后院，四周有游廊，雕梁画栋，气势不凡。此处原是清朝王府，后来成为国民党大员蒋梦麟的私邸。1950年，周恩来把这座四合院分配给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居住——当时，此人在北京无立足之处，借寓于北京饭店。虽然他孤身一人，加上两名警卫、一名司机、一名厨师、一名秘书、一名护士，也不过七个人，成了这个拥有数十间房子的四合院的新主人。

白天，护士来此上班。她很准时，每天上午8点到达，准备好注射器之后，便会敲响那位民主人士卧室的门。他总是在那时刚刚醒来。他睡觉时，喜欢拉上窗帘，屋里昏暗而安谧。一听见敲门声，他便习惯地把手指摁在床头开关上，屋里的灯便唰地亮了。于是，护士推门进屋，给他注射一针胰岛素——因为他患有糖尿病，需要每天注射两至三次胰岛素……

今天有点蹊跷，当护士像往日一般敲响卧室的门之后，屋里仍是黑沉沉的，没有响起那句不知听了多少遍的话：“请进!”护士又敲门，屋里仍然没有动静。

护士等了片刻之后，轻轻推开了房门，一道光线便投进这黑茫茫的屋。护士往屋里一瞧，发出“啊”的一声惊叫：被子掉在地上，他斜着卧于床上，脸朝下，右臂伸向地板。

护士奔了进去，揿亮电灯，发觉地板上散落着几片硝酸甘油片。那是治疗心绞痛的急救药，发病时含一片于舌下，一两分钟之内便可使冠状血管扩张而获救。他患此症，总是随身带着急救之药。这次，大概是夜里发病，他掏出硝酸甘油片时失手落于地上。他伸手去取，却因心力交瘁而无法完成这“举手之劳”，终于垂下了手臂……

护士摸了一下他的前额，发觉尚有余温，当即拨电话给北京医院。急救车把他送入北京医院抢救。经注射强心针之后，他仍毫无反应。就这样，他孑然一身离开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唯一的亲人，是从郑州匆匆赶来的同父异母、比他小16岁的弟弟罗兆麟……

此人是谁？凡是经历过1957年那不平常的春季和夏天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195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曾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他，便是“章罗同盟”的那个“罗”——罗隆基，号努生。

在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前，他担任如下公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划为“右派分子”之后，他的工资从四级降为九级。没有司机、没有轿车了。他唯一的职务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仍住在红门铜环的迺兹府公馆里，直至他辞别人世。

 

走访罗隆基秘书与“联络员”

1986年11月23日，北京雨夹雪，颇为泥泞。我在下午来到木樨地，叩开叶笃义先生家的房门。叶笃义曾担任罗隆基的秘书。1957年，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革”后，在1983年12月27日举行的中国民主同盟五届一中全会上，叶笃义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秘书长。后来，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第六届中央副主席。

我请叶笃义先生谈罗隆基。作为罗隆基的秘书，他非常详细向我讲述了罗隆基的生平以及猝死经过。以上关于罗隆基之死的情况，便来自叶笃义的口述。

我问及那位给罗隆基每天打针的护士是否还在，能否采访? 叶笃义摇头，说事隔多年，已经不知那位护士的去向。后来，倒是上海《文汇报》老报人、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谢蔚明先生，在1993年6月18日给我的信中这样写及：“我认识她，姓王。浦熙修和我都叫她王小姐，原系协和医院护士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小洛克菲勒在协和安装铁肺后返美，就是王小姐护送的。五十年代初，罗(隆基)、浦(熙修)、老舍注射肝精针剂，都是承她义务帮忙的。我也是请她注射的。罗(隆基)身亡之时，她应是花甲老人了。”

叶笃义告诉我，罗隆基去世之前的那个晚上，在家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有他的老朋友、全国政协委员赵君迈先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及其女儿刘炜等。

叶笃义先生知道我希望深入了解罗隆基猝死的情况，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北京东城区东四六条赵君迈家的地址。我当即赶往赵宅。不料赵君迈先生的家人告知，他因病住在北京军区总院201房间。我问病情如何，答曰交谈无妨。北京军区总院离赵宅不远，在东城区东四十条南门仓5号。这样，我在1986年11月25日上午，赶往北京军区总院采访。85岁的赵君迈，穿着病号衣，披着军大衣，接受我的采访。他听力差，戴着助听器，在病榻上跟我笑谈往事。

赵君迈告诉我，他并非中国民主同盟成员，而是无党无派人士。1957年，他既非“右派分子”，也不是“反右派斗争”积极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新华社在1957年3月15日关于全国政协会议的报道中提到他，只一句话而已：“赵君迈认为，应该提倡好的民族形式的体育运动项目。”所以他在“反右派斗争”中安然无恙。然而，他却是章伯钧与罗隆基这两位“大右派”的联络员。

也真巧，前一天——11月24日，我在北京拜访当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委员陈新桂，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其“头衔”便是“章罗同盟的联络员”。然而赵君迈却是正儿八经的章伯钧、罗隆基的联络员!

赵老先生似乎也看出我的疑惑，便告诉我，“在全国政协设有一个联络委员会，总共有25个联络委员，我名列其中。按照规定，每个联络委员都要联络几个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全国政协委员大都是有点‘麻烦’的人物。罗隆基在‘反右派斗争’中遭到了‘大麻烦’，谁都不敢担任罗隆基的联络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龚饮冰问，谁愿意当罗隆基的联络员?我说，罗隆基是我的老朋友。我自告奋勇当他的联络员。”

龚饮冰是龚育之的父亲(龚育之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赵君迈说，龚饮冰跟他是同乡，很熟悉。龚饮冰希望通过联络员了解联络对象的思想状况。赵君迈既跟龚饮冰熟悉，又跟罗隆基熟悉，确实是很恰当的联络员人选。

当时，罗隆基和章乃器，是两个“死不投降”的“右派分子”。尽管罗隆基“死不投降”，毕竟他是“头面人物”，所以他在成为“右派分子”之后，虽被撤去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但仍保留全国政协委员头衔。他没有被送往北大荒劳改，依然住在北京迺兹府那宽敞的公馆里。他和浦熙修断绝了来往。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孤苦伶仃地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院里。正因为这样，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全国政协觉得很有必要指派一位联络员，关心罗隆基。当然这位联络员必须是罗隆基的老朋友，能够跟罗说上话。赵君迈自愿当联络员，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全国政协真是求之不得。重要的是，赵君迈不光是罗隆基的老朋友，而且在“反右派斗争”中没有“批判”“揭发”过罗隆基，是罗能够接受的联络员。

除了罗隆基之外，章伯钧当时也被撤销了交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三级降到七级。不过，按照七级的级别，他还有小轿车。章伯钧住的四合院，比罗隆基大一倍，还有个小花园。他和妻子李健生以及子女住在一起，比罗隆基要好得多，但也是终日闷闷不乐。

谁来当章伯钧的联络员？在全国政协的联络委员会之中，无人敢于应承。

赵君迈对笔者说，“‘剩下’的章伯钧，没有人敢要，因为章伯钧在‘反右派斗争’中同样遭到了‘大麻烦’。我说，一不做，二不休，那就把章伯钧也给我吧。这样，我就成了章伯钧、罗隆基两人的联络员。”

赵君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说起了自己颇为传奇的经历：

他出生于1901年，比章伯钧、罗隆基都小；原名赵恒敬，是抗日将领赵恒惕的堂弟，生于湖南衡山县，却自费到日本上中学，在美国上大学。1922年，当他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时，罗隆基比他早一年来到这所大学，所以他跟罗隆基相识很久。

1926年他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土木工程系，学桥梁工程，按常规应当是做桥梁工程师，而他却又进入美国西点军校学习，回国之后成为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队总队长、国民政府军第四师第三旅旅长。1932年，他率部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曾重创日军；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东北长春市市长兼警备区中将司令，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后来国共交换俘虏，他被放回。他觉得作为中将，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被俘经历，不愿再在国民党军队里做事，不去台湾，而到香港经商。

赵君迈先生一生潇洒。据称他自称，“爱游泳，识水性，曾中流击水，是水上自由王国的浪里白条；好柔道，擅摔跤，曾扬名美国，是中国第一个国际自由式摔跤手；骑术高超，热衷提倡近代军事体育；曾学内、外家拳术，领得一身上乘功夫。”大约由于他喜爱体育运动的缘故，1955年当他从香港回到北京，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摔跤协会主席。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出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62年当选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

罗隆基的晚年生活

自从赵君迈担任章伯钧、罗隆基的联络员，便常常登门拜访二人，跟他们聊天，为他们解闷，安慰他们，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赵君迈跟章伯钧原本只是认识而已，属于“点头朋友”，并无深交。经罗隆基介绍，赵君迈也与章伯钧交上朋友。

赵君迈认为罗隆基是书生。“反右斗争”之前，在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是核心人物，而罗隆基是表面上的领导人。

在赵君迈看来，罗隆基始终是爱国的，爱民主，强调人权。

赵君迈以为，章伯钧与罗隆基根本不可能结成“同盟”“联盟”。在“反右斗争”之前，章伯钧与罗隆基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吵架。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之后，罗隆基坚决不承认有什么“章罗同盟”，而章伯钧迫于政治压力承认了所谓“章罗同盟”。

赵君迈跟罗隆基无话不谈。他注意到，罗隆基往日爱穿西装，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则常穿中山装。经赵君迈提议，邀集几位老友，轮流聚餐，在餐桌上联络感情。这样的聚餐，大约每星期一两次，以晚餐为多，偶尔也有午餐。每一回聚餐，不论在北京的和平宾馆还是四川饭店，章伯钧来，罗隆基也来。这样，被打成“章罗联盟”之后，章伯钧与罗隆基倒是常见面，常联络——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争，没有什么可吵的了。罗隆基没有车，通常是章伯钧用车接他，一起去饭店。有时，罗隆基外出要用车，就打电话给章伯钧借车。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刘王立明，康同璧以及她的女儿，还有黄绍竑、陈铭德，也常常参加聚餐。大家一起谈天气，谈种花，谈美食，边吃边聊，话题漫无边际，不过几乎不愿涉及政治。罗隆基虽然还是那样的脾气，但说话比起过去要谨慎多了。

康同璧是康有为次女，年长于罗隆基。她早在罗隆基赴美国留学前14年—1907年，便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回国之后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解放后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当时约50多岁，个子矮矮的，一直没有结婚。她常常跟随母亲康同璧一起参加聚餐，并看望罗隆基。

黄绍竑是当年以李宗仁为领袖的桂系将领之一，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广西省主席、湖北省主席、浙江省主席。1949年他作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赴北平参加国共谈判，谈判破裂后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此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陈铭德是老报人，曾任《新民报》(《新民晚报》的前身)社长、总编辑，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养父。浦熙修当年是《新民报》采访部主任，所以罗隆基跟陈铭德也很熟悉。

在罗隆基晚年，常去看他的还有罗涵先。2010年5月12日，我在北京采访民盟中央原副主席、88岁的罗涵先。罗涵先曾任罗隆基秘书，所幸在“反右斗争”中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笔者在访问罗涵先时，他幽默地说明了自己没有成为“右派分子”的原因：在1957年，他除了担任罗隆基的秘书之外，还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大鸣大放”时，每一次民盟中央召开“鸣放”会，发言的人都极其热烈，要“排队”才能挨到发言的机会。在即将轮到罗涵先发言时，别人就会说，你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还怕没有机会发言？让一下吧！就这样，罗涵先一让再让，始终没有发言的机会，所以也就没有“右派言论”。

罗隆基、章伯钧与这样一些朋友来往，在聚餐、谈天之中，稍稍得到些许安慰。罗隆基和章伯钧都不抽烟、不喝酒，无法借酒浇愁，只是借聚餐驱除那可怕的孤独感。

赵君迈说，章伯钧、罗隆基当年都是目空一切的人物，他们高傲。自从成了“右派分子”之后，那股傲气不见了。虽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通常不谈政治，但毕竟他们都是在政治上摔跤的人，难免不谈政治。偶然间，他们说起章乃器，说起梁漱溟……他们对老朋友充满思念之情。他们对于章乃器、梁漱溟的“硬”——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屈不挠，不承认“错误”，表示佩服。

章伯钧曾说，章乃器比我强，他始终没有认“罪”，坚持到底。罗隆基则说，1952年“批判”梁漱溟，他处之泰然，始终不屈服，这样的人真不多。

章伯钧说起了“反右派斗争”：“这是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把知识分子都得罪了！”罗隆基接过章伯钧的话说：“像我们这样过去拥护共产党的人，成了‘右派分子’，而那些军阀、国民党反动官僚反而没有挨整，这是不公平的！把费孝通、潘光旦、吴文藻这些进步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分子’，是极其错误的。陈铭枢，北伐名将，只是在1952年‘批判’梁漱溟的时候仗义执言，到了1957年就成了‘右派分子’……”

看得出，不论是章伯钧，还是罗隆基，在私下的谈话中，表达了对于19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的强烈不满。

赵君迈说，在“反右派斗争”之后，罗隆基曾经被送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当时总共有16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右派分子”。章伯钧后来也参加了。在那里，每天学习，罗隆基没有承认“错误”，但是讲话很谨慎。小组讨论时，罗隆基几乎不发言。章伯钧在那里，则是口头承认“错误”。他们只有在与老朋友聚餐、聊天的时候，才会讲出心底的话。

赵君迈说，章伯钧夫人李健生资历也很深，但她谨言慎行，从不参与政治性的谈话。其实她对当时中国的政治运动看得很清楚，只是不说而已。

赵君迈回忆，罗隆基喜欢音乐，喜欢戏剧；章伯钧则喜欢读书，喜欢字画。罗隆基家中挂着一幅齐白石的画，那是齐白石送给他的。

1961年，全国政协曾组织参观团去江西、湖南，罗隆基和赵君迈、黄绍竑、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一起前往。他们曾上了庐山。但是章伯钧没有去。罗隆基去江西时，曾想顺路回故乡安福看看，后来思前顾后，没有去。毕竟他是“大右派”，回到家乡诸多不便。

赵君迈说，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在王府井迺兹府大街12号罗公馆再也没有见到浦熙修的身影。罗隆基认为浦熙修在“反右派斗争”中顶不住压力，背叛了他，从而跟她一刀两断。

赵君迈还说，章伯钧在男女关系上很严肃，对李健生“从一而终”，而罗隆基在这方面就不如章伯钧。罗隆基晚年跟一个姓张的小姐来往密切。赵君迈常去罗公馆，见过她。罗隆基喊她“张小姐”，而她则喊罗隆基“罗伯伯”。这位张小姐是刘王立明介绍的。

“最后的晚餐”

罗隆基去世的前一天晚上，还和联络员赵君迈在一起。

赵君迈回忆罗隆基“最后的晚餐”，那是1965年12月6日晚上，罗隆基在家里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除了赵君迈之外，还有刘王立明和女儿刘炜等。赵君迈说，不论是他，还是刘王立明，都住在北京东四，离罗隆基家很近。

刘王立明原名王立明，为了纪念丈夫刘湛恩而复姓刘王。刘王立明跟罗隆基来往密切，可以说有四个缘由：一是彼此都曾留学美国，刘王立明当年留学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生物系。二是都对政治有浓厚兴趣。刘王立明回国之后与李德全、史良、刘清扬等发起组织成立中国妇女联谊会，曾任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员。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委员，1949年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三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处境相似，有共同语言。四是住处挨得很近。

那天，罗隆基请自己的厨师做了涮毛肚(即牛百叶)。已经戒酒的罗隆基，在晚餐时有点兴奋，还拿出一瓶殷红的北京葡萄酒，斟入一只只江西景德镇瓷杯。他开了酒戒——本来，他患心脏病，已与酒“绝缘”。

饭足酒余，他还到不远处的刘王立明家中聊天，直至夜11时才回家。那时他还一切正常。

12月7日清晨，罗隆基心脏病发作。罗随身带着硝酸甘油片。可是他在打开硝酸甘油片药瓶时没有拿住，瓶子落在地上。他就这样死去。直到上午8时，护士王小姐按时上门给他注射胰岛素，这才发现他已经去世。据医生分析，导致罗隆基心脏病发作的诱因，不是涮毛肚，而是喝酒。

赵君迈说，罗隆基的突然去世，曾使章伯钧一连几天双眉紧皱，长时间地呆坐。他似乎想得很多，想得很远，却沉默不语。赵君迈很感叹地对笔者说，罗隆基一死，早期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的10位中国同学之中，只剩下他和高士其了。

我很感谢赵君迈老先生在病榻上接受我的采访。他作为联络员，所回忆的罗隆基的晚年情景弥足珍贵。在我采访他一年半之后，1988年7月13日他在北京逝世。虽然赵君迈先生生前所任大都为虚衔闲职，但是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他的追悼会报道，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以及康克清、赵朴初等400余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赵紫阳、杨尚昆、邓颖超、胡耀邦等送了花圈，这足以表明赵君迈先生深为中共看重。赵先生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赵君迈先生是不是中共特别党员？不得而知。他并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怎么会住在北京军区总院，我也不得而知。就在他病逝后4个月，我曾多次采访过的高士其先生也去世了。

被红卫兵扔掉的骨灰盒

1986年11月，我在北京接连采访了罗隆基生前好友赵君迈、叶笃义、陈新桂，还前往北京同仁医院与正在那里住院的章伯钧夫人李健生作了两次长谈，另外在章宅采访了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及女婿马克郁。11月27日，我离开北京，乘坐279次火车直奔郑州，专程采访罗隆基唯一的亲属、郑州粮食学院油脂系教师罗兆麟先生。

由于此前我曾多次致函罗兆麟先生，向他请教关于罗隆基的身世问题，所以与他一见如故。他除了详细谈及他与“四家兄”罗隆基的诸多交往之外，还谈及罗隆基的后事料理经过。

罗隆基的“单位”是中国民主同盟，所以罗的后事由民盟中央负责。罗兆麟记得，在罗隆基去世当天中午，接到民盟中央的电话，告诉他罗隆基去世，并要他立即到北京料理后事。罗兆麟和儿子在翌日早上分别从郑州和抚顺出发，乘坐火车前往北京，到达时已经是晚上。李公朴夫人张曼筠、李文宜以及一位姓安的(罗兆麟记不起名字)代表民盟中央接见了他。当时张曼筠是民盟中央委员兼办公厅主任。

罗兆麟来到迺兹府12号罗公馆，发觉罗隆基重要的文字性遗物，诸如日记、文稿、信件等，都已被中央统战部运走。另外，罗隆基的遗体，已安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

他们问罗兆麟作为亲属，有什么要求。罗兆麟当即提出，要求摘掉罗隆基的“右派分子”帽子。罗兆麟说，总不能让“四家兄”戴着“右派分子”帽子进棺材吧！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因为“罗隆基一直没有悔改表现，不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此，罗兆麟受到了批评，不得不“承认自己认识水平低，没有和右派划清敌我界线”。

就这样，罗隆基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帽子”。没有举行追悼会。鉴于他是著名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在北京医院为他举行了小规模的遗体告别会。罗隆基虽然双目紧闭，但他依然显得那么潇洒，一派学者风度。他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双眉却是舒展的。

罗兆麟出席了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举行的罗隆基遗体告别仪式。据他记忆，那天前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有史良、邵力子、张奚若、杨明轩、刘王立明、齐白石的儿子……中共中央统战部来了个科长，总共大约三四十人。罗兆麟记得，统战部的科长问：“罗隆基的母亲怎么没有来？”他所说的“罗隆基的母亲”，是指罗隆基的继母，亦即罗兆麟的母亲。在当时，除了罗兆麟之外，罗隆基的继母也是罗隆基的亲属。罗兆麟回答那位科长说，母亲年迈体弱，无法前来。在遗体告别仪式之后，罗隆基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葬场火化。

关于罗隆基骨灰的处理，罗兆麟是这样说的：“念‘手足之情，兄弟之谊’，当时我要求‘四家兄’骨灰进八宝山革命公墓，否则给我带回去。”负责此事的民盟中央的辛志超对他说，罗隆基是“右派分子”，进不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是骨灰盒也不能让你带回去。究竟如何安置，要等组织决定。

就这样，罗隆基的骨灰盒只能寄存在火葬场临时存放处。罗兆麟说，他回到郑州后，曾以他的母亲的名义写信给民盟中央，要求尽早安葬罗隆基。没想到，不久“文革”爆发。“文革”中，罗隆基的骨灰盒被红卫兵扔掉。罗兆麟叹道，“四家兄”真是“死无葬身之地”!

罗兆麟回忆说，在罗隆基的遗物中，有史良的情书、浦熙修的熨斗。另外，罗兆麟还见到过罗隆基写的自传，20万字，从出生写到在天津办《益世报》，未写完。罗兆麟说，“四家兄”写得很生动，他要求带走《罗隆基自传》手稿，民盟工作人员不让他拿走，称这“是一个政治上极为反动的文件，不适宜由家属保管”。

1990年7月罗兆麟先生病逝。

我庆幸20多年前能够走访诸多罗隆基好友以及弟弟罗兆麟，得到罗隆基去世前后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得以厘清历史的真面目。那些珍贵的采访录音带如今都在，我将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以供后人研究。（201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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